□丁宇嵐
  近日,以網絡公開課 《公正》 名滿天下的哈佛教授邁克爾·桑德爾,攜新書《反對完美》來到上海,併在上海商城劇院舉行了公開演講,這是桑德爾第五次來到中國。桑德爾抵達上海時,正是霧霾最嚴重的時候,在灰濛蒙的天空映襯下,他向記者講述了對生物設計裝潢科技、自由市場、高考與網絡教育等問題的思考,他說“哲學是一段旅程,這段旅程是艱難的,但也是充滿啟發的,是自我認知,自我理解的旅程。”
  基因固態硬碟技術應該打造完美孩子嗎?
  “現在,人們已經開始運用基室內設計因技術治療一些疾病。很快,這類技術將擴展到非醫療領域。如果人人都希望通過改善基因,使孩子變得更高、更健壯、更聰明,那就會形成越來越大的市場需求。”桑德爾說。
  桑德爾在新書《反對完美》中,一如既往地把讀者推入道德選擇的兩難境地。信用貸款假如通過基因篩選,刻意孕育一個先天失聰的孩子,會招來一片非議;那麼,打造一個完美的孩子,會怎麼樣呢?在古代,人們通過基因篩選培育出美麗的金魚,而如今,人類在自己身上也能實現這一點。未來人類是否會成為更進化的新人?
  桑德爾說出了他的擔憂:“一方面,父母可以控制孩子的性別、身高、智力、音設計裝潢樂能力、頭髮顏色,就會把孩子變成商品和消費品,這樣會瓦解父母對孩子無條件的愛。另一方面,基因技術非常昂貴,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就會想要製造特別高、特別強壯、特別聰明的孩子。科學往往比道德走得快。而公眾作為消費者,也應該引起對新技術如何使用的警惕。作為公眾,我們必須關心新技術會創造的世界。”
  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之快,往往超出公眾的想象。如今,生物工程起碼在四個方面已初露端倪:肌肉增強、記憶力增強、身高提升和性別選擇。這些技術現在正用於治療一些疾病,比如說,肌肉萎縮症、老年痴獃症等。但是,治療疾病與基因改造之間的界限,正在漸漸模糊。假如,一個運動員想要通過基因療法增強肌肉,是否會對其他運動員造成不公?假如父母在孩子出生前,就打算把他的基因打造成一個運動員呢?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公民分為哲人、武士和勞動者。基因改造會讓下一代生活在某種特定的人生目標中嗎?會不會有一天,熱衷於體育比賽的父母,基因定製了一個有潛力成為世界長跑冠軍的孩子,他長大後偏偏無比熱愛音樂,卻為自己是個嗓音嘶啞的肌肉男而感到無助?而一對富翁夫婦,花費重金把孩子改造得高大英俊、聰明絕頂,但是,高富帥孩子卻悲哀地發現,在小伙伴中贏得的不是眾星捧月般的崇拜,而是與眾不同帶來的深深孤獨?
  “讓技術控制我們的生活,和讓金錢控制我們的生活一樣危險。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應該制定怎麼樣的規則。歐洲國家都禁止克隆人,而美國遲遲沒有通過法律,政府應該加快對基因技術的立法,我認為克隆和選擇性別都應該立法禁止。”桑德爾說,“科技是一種工具,我們必須運用自己的判斷力,引導科技來為值得的目的服務。如何讓金錢和市場在它們應該在的地方,而不是占領全部生活,如何讓科技有益於健康和醫療,而不是用來操縱我們的孩子,這些是正確的事情。”
  桑德爾對未來的隱憂,似乎來自現實中父母對孩子的操控。他在《反對完美》中寫道:“有些野心勃勃的父母,想方設法雕琢和打造孩子。但是,我們並沒有理由去擁抱對孩子的基因操縱;反而給了我們理由去質疑人們普遍接受低科技、高壓力栽培孩子的做法。我們這個年代常見的強力介入孩子生活各個層面的父母,他們無法理解生命本身是個恩賜。”
  “通過讓孩子喝牛奶來長高,這當然是一種關心。但是,讓孩子們學音樂、學美術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同樣是操縱孩子命運的手段,只是相對基因技術來講低級一些,不那麼直接。”桑德爾說,“總有一天基因技術會成為零風險的項目。這樣父母就會對不夠完美的孩子不滿意。如果他們對孩子不滿意,就會通過技術手段來改變和操縱孩子的命運。”
  “科技發展可以帶來有價值的貢獻,也會帶來許多負面的東西,”桑德爾說,“無論是計算機、互聯網、核能,都有有利的一面,比如,核能有許多和平用途,同時核武器也有噩夢般的力量。我認為生物科技革命也一樣,對人們的健康有好處,但是,錯誤利用的話,就會侵蝕人類的重要價值,特別是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係。”
  “黃牛”對錯?自由市場公平的界限
  桑德爾在商城劇院的演講,圍繞著“自由市場”展開。在古希腊式的辯難中,桑德爾向觀眾拋出一個接一個問題,而觀眾舉著紅牌和黃牌熱烈回應。“Lady Gaga或者王菲的演唱會”、“黃牛”、“春運”,這些熟悉的字眼立即抓住了觀眾的耳朵。
  “黃牛以十倍票價倒賣音樂會票公平嗎?”,“那麼,黃牛倒賣醫院門診號公平嗎?”,“假如是春運的火車票呢?”三個問題的投票結果各不相同,觀眾在音樂會票的買賣上傾向於自由市場,而在牽涉到生命權的醫療問題上,多數人認為金錢不能決定一切,而對於“春運”似乎兩種意見不相上下。
  “如果兩個人都得了非常嚴重的病,一個人願意為醫院捐一大筆錢,這筆錢可以用來為社會服務,招聘更多的醫生,在未來每個人都會獲益。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由市場是不公平的嗎?因為從長期來說是推動公共福利的。”桑德爾從與觀眾的討論中總結出這樣一個問題,“財富、需求、才能、運氣,這四種分配原則當中哪一個才是公平的?”
  桑德爾的演講脫胎於他的 《金錢不能買什麼》第一章“插隊”。在書中,他提到“市場取代排隊和其他非市場方式來分配物品的趨勢,已遍及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機場、游樂場、莎士比亞戲劇節、國會聽證會、呼叫中心、診所、高速公路、公園都會出現付費插隊的做法。“對經濟學家而言,排隊購買商品表明價格體系沒有匹配好供需關係,應該通過讓人們為自己的時間定價的方式來提高經濟效率。”
  但是,在另一些場合付費插隊會顯得很怪異,比如公交車站和公共廁所。“排隊的倫理有一種平等主義的訴求。它要求我們至少為了某些目的而忽視特權、權力和經濟實力。我們像孩子一樣被訓誡:‘依序等候,不要插隊。’”而大學通常會錄取最有天賦和潛力的學生,並不是最早提出申請或付錢最多的學生; 醫院的急診室是根據病人病情的緊迫性;陪審團成員的選擇是隨機的。
  桑德爾在演講的最後對自由市場提出了反思:“在一段時間當中我們對於市場沒有一絲的懷疑,而且幾十年靠市場的力量取得這麼大的成就之後,我們可能到了一個需要反思的時刻,來考慮市場在什麼情況下有利於公共利益,考慮一下什麼時候市場也可能會對我們某些需要傳承的價值觀帶來破壞。”
  “我們現在的財富在增加,我們現在的GDP在增加,這些都是好事情,尤其是能夠讓更多的人脫貧。在經濟增長的過程當中我們所付出的代價就是貧富差距的擴大,也就是不平等的出現,不平等的擴大。而且,潛在地來看,市場也有可能會侵蝕一些價值觀,比如,家庭生活、社會凝聚力、社群意識。這些價值觀是我們作為一個群體和諧共處最好的方法。”
  “我的夢想是創造一個全球教室”
  “高考的目的是給所有人一個公平的機會。但問題是,有些人受教育的機會很多,而另一些人則缺少受教育的機會。因此,實際上沒有一種考試能真正做到完全公平。”記者問到桑德爾對高考的看法時,他這樣回答,“一方面,有些地區和家庭出身的孩子,受教育的機會較多,就會在考試中比較占優勢;另外一方面,在應試教育的巨大壓力下,教育的其他方面就會受到忽略,尤其是藝術、音樂、文學、哲學,等等。從我身邊的經歷來看,高中生有巨大的壓力要考進哈佛等名校,這樣,他們無法全面發展自己的天賦,無法追隨自己對知識的真正興趣。”
  在演講的觀眾互動環節中,有位母親問桑德爾,女兒怎樣才能考進哈佛大學。桑德爾卻回答說:“我有點擔心,有時候給我們的孩子壓力過大了,他們就沒有機會去瞭解自我,去探討更廣泛的話題。我給你的建議是,你女兒確實是要用功地讀書。但是,我覺得對於年輕人更重要的是,要有機會去開發新的興趣,培養個性養成。這需要孩子冒一定的風險,他們選的科目不一定獲得最優秀的成績,但是能夠做到最好的自我。”
  幾年前,桑德爾把他的哈佛公開課《公正》放到網上時,從未想象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會點擊視頻聽哲學課。“我的夢想是創造一個全球教室。去年我們已經開始做嘗試,我希望能夠通過視頻把世界不同國家的學生直接切入哈佛的課堂。我們現在進行了三次嘗試,目前合作的是中國、印度、日本、巴西四個國家,學生還可以彼此進行交流。”桑德爾說,“今後整個課程都會使用這種全球連接的方式。我們不僅能夠看到彼此,聽到彼此,而且還真正創造了一種化學反應,讓老師和學生感覺到好象共同在一個現場,能夠真正地創造一種共享的對話和體驗。”
  但是,桑德爾接著也反思了網絡課程的不足之處,他說,“我認為即便是最好的網絡教學,也無法替代面對面的師生交流和討論。”今年3月,《新共和》曾載文指出,“大規模開放式網絡課程”使得原本已經層次化的教育體系中,對明星教授的需求越來越多,而桑德爾正是網絡公開課程打造出來的“頂級明星”,在亞洲擁有百萬粉絲,文章說“教授們努力掙扎,試圖吸引學生的註意力離開智能手機和便攜式電腦,教室成為戰場,辦公室面對面交流讓位給電子郵件。”
  “我們在技術能達到的範圍內,盡可能使網絡教育更接近課堂教育,你不僅可以觀看教學視頻,也可以在博客上參與討論,跟其他學習課程的人交流意見,完成閱讀任務。”桑德爾說,“假如老師只是照本宣科的話,網絡教學就可以替代他。但是,課堂上會有互動和討論,學生之間也會互相討論。我希望網絡教育不會取代師生之間的關係和互動,我認為這是學習很重要的一面。”
  一門講了33年的《公正》課
  當邁克爾·桑德爾第一次走上哈佛講臺講授《公正》課時,年僅27歲,這門課他整整講了33年,累計15000多名學生選修了他的課,更有一年1100多名學生同時選了他這門課。《公正》課的教學視頻搬上網絡後,桑德爾一下子名滿天下。在談到成功時,桑德爾說:“我認為成功就是要有快樂,要有充實感,也就是說你已經完全的運用了你的能力,並且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另外一方面,你跟家庭的聯繫要很緊密,這樣的話,你在這個世界上是有根的,你有獨特的位置。這是我對於成功的定義,而不是那些錶面的東西。”
  桑德爾至今倍感驕傲的是,18歲那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成功地邀請里根去他的學校,並且和里根展開了一場辯論。“當時里根是加州州長,還沒有做總統,我正在加州讀高中,我高中時大多數的意見和他不同,比如當時的越南戰爭,我們這些學生持有的觀點是反戰,而里根是支持越南戰爭的。”
  桑德爾作為學校的學生組織主席,把里根邀請到學校來進行辯論。“我買了一袋的糖豆,外面綁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帶子,給他寫了一封邀請信。”桑德爾說,“里根不在家,幾天之後他打電話說他會到學校來。”里根來了之後,他們面對面坐著,“我一個個向他提問,他回答問題時很有魅力,而且充滿了幽默感,觀點非常的鮮明。這可以說是我輸掉的第一場辯論,我現在都不知道我為什麼會輸那場辯論。”
  在21歲的時候,桑德爾在休斯敦一家報社的華盛頓分社當實習記者,就在那一年他碰到了水門事件,他得以全程參與這個事件的報道,署名文章屢屢上頭版。“暑假結束之後,我的老闆對我說,他考慮退休了,因為像這樣的歷史性的故事不可能再重覆發生了。我就跟他講了,如果你都準備要退休了,那你是不是告訴我這樣的事件不會再發生了,那我該怎麼辦?”最後他沒有選擇新聞為職業,而是開始進入哲學界,成為一名教師和學者。
  桑德爾在牛津讀書時,一開始學習的是經濟學。有一次,他去西班牙度假,指導老師阿蘭·蒙特費奧里建議他帶一些哲學書去讀。於是,他帶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羅爾斯的《正義論》、諾齊克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和漢娜·阿倫特的《人的狀況》。“在那個假期當中,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想要真正理解公平和公正的問題,必須要從哲學開始,因為哲學是基礎,”桑德爾說,“我開始意識到哲學和我所感興趣的一些實際問題的聯繫,然後我發現哲學是一個大工程,我花了四年的時間並且愛上了政治哲學,之後我就再也沒有逃離。”
  “我們學習哲學最終的目的地是什麼?最終哲學是否會讓我們到達一個彼岸?我不確定。哲學是一段旅程,這段旅程是艱難的,但也是充滿啟發的,是自我認知,自我理解的旅程。”桑德爾說,“如果我們讀哲學的書籍並且認真地去思考的話,我們會意識到哲學家寫的關於公正還有美好生活的意義,其實講的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質以及美好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原標題:技術和金錢都不應該操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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